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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愈口不對心，愈不難解讀近年川普的形象，對香港人來說有點眾說紛紜，有人說他是顛三倒四的瘋子，有人則說他是痛擊專制中國的英雄。中國呢？自去年至今，他們用一些文宣把川普貶抑成「唐吉訶德」那類人物，只是香港人向來不在乎中國怎麼看，所以幾乎沒有人談論。我們都知道，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（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）筆下的《唐吉訶德》是個半悲劇人物。在14至15世紀英法為了應付漫長戰爭，開始從傳統封建社會蛻變成集權中央，軍備也不斷提升；發展至16世紀下級騎士地位大受動搖，但唐吉訶德仍放不下保守的「騎士精神」，流浪民間四處伸張正義、鋤強扶弱，可惜對於時代巨變毫無辦法，根本沒人理會這位與時代脫節的可憐老頭。大前日，中國外交部耿爽便諷刺美國：中國政風多講反話，心底愈在乎的事，嘴巴說得愈不在乎：一邊說「（中美）合則兩利，鬥則俱傷」，一邊表示不介意美國與中國經濟脫勾，好像損失的只有美國，中國丁點不痛；同理，一邊貶抑川普像唐吉訶德般守舊落伍，一邊又深恐他連任總統，寧願面對較為紳士的民主黨人。中國愈嘲諷川普如「過氣唐吉訶德」，實際反而是其最頭痛的對手。（湯森路透）中國類似的姿態不斷上演，稍後，筆者會在續篇指出中國近年一邊淡化香港角色，聲稱上海、深圳隨時取替香港，一邊卻深知大灣區乃至中國夢成敗繫於香港。「派系鬥爭說」失效：習近平緊隨普京集權為「務實極權主義」過去一年，中美談判反覆無常的局面，仍有一些人搬出舊有的「派系鬥爭說」解釋一切，指習近平流露舉棋不定的印象，依然是來自「江派、團派」制肘所致。實情，經過數年打貪穩住政局，2017年習近平思想正式寫入黨章，加上2018年三中全會通過修憲廢除主席任期限制，累計幾年換掉多位解放軍上將，已可判斷習近平在黨內的威信無可置疑，有的是黨內意見差異，再談不上實質的「權力鬥爭」。亦可以說，當今世界習近平治下的中國，跟普京治下的俄羅斯，其領袖集權性質已定於一尊，一如政治學家大衛．朗西曼（David Runciman）在《民主會怎麼結束》（How Democracy Ends）述及的「務實極權主義 / 實用極權主義」（Pragmatic authoritarianism），透過現代更先進的科技，集權領袖更擅長於緊急關頭，可以極速排除異議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，並控制國內的輿論和反應，不停試驗想要的結果，不需要像民主社會經過漫長商議提出定案。俄羅斯、中國面對國內外聲音的政治態度幾乎一致：「極權主義者說：你想要得到尊重嗎？那就先尊重我！」（“You want respect? the authoritarian says. Then respect me!”）分別只在中俄承傳的歷史與思想背景各異。這才能解釋，習近平帶領的中國面對美國強硬作風，乃至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衝擊，他都要求對方不能逼使中國「首先」屈服或妥協，寧願不斷消耗折損，邊拖邊打務求是對方願意先妥協為止（面對美國至少是「雙方同時妥協」）。中國經濟決策硬分只有兩派：「延安道路」、「（開明）改革道路」既然如此，如果硬要為中國黨內區分派別，僅僅是經濟決策存在習近平為首的「延安道路」，與李克強等技術官僚為主的「（開明）改革道路」。習近平令人有種舉棋不定的印象，不是他本身刻意為之，而是對手太強、形勢太惡劣，一時手足無措。（湯森路透）例如，在中美科貿、地方發展遇上諸多技術 / 實踐難題時，習近平才會考慮是否放鬆「延安精神」，容納李克強等人有更多發言與執行權，進一步走「開明改革」路線，這完全視乎形勢而定（看著辦）。一旦習注意到局勢可以強硬，他的「延安精神」便會立即顯露出來，正如5月初至8月中，他一旦鐵了心盡力拖敗川普，可以瞬間安排鍾山擔當鷹派談判代表，淡化劉鶴；又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後，他特意到甘肅一帶視察，提醒黨員和人民「延安精神」，意味在面臨內外緊張壓力之際，被逼要退避時大可退避，能強硬時便應「戰鬥到底」。所以，習近平令人有種舉棋不定的印象，不是他本身刻意為之，而是對手太強、形勢太惡劣，一時手足無措，臨時退一步審視變化，等待可以進兩步的機會。假如你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甚至是年輕一代，可能對於「所謂黨領導和思想」沒有丁點興趣，一聽即連打呵欠，半句政治術語都記不起來，感覺很無聊。但是，那些國家官員們就是滿腦子政治思想術語，有些把黨史念得朗朗上口，他們擁有權力去管治十多億人，一聲頒布「國家戰略、香港配合」就可以影響你日常生活，隨時叫你打呵欠也感到壓力。習近平在2014年至今，從未停止過要求全民熟習「黨史」，近年更推《習近平思想學習綱要》，習思想標榜的就是併合了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實踐精神。關於「延安精神」，王飛凌（Wang Fei-Ling）教授在《中華秩序》（The China Order）中總結得相當好。當年中共身陷二萬五千里長征時（被國民黨多次圍剿逃亡），毛澤東看準蘇聯代表指揮紅軍不力，迅速奪取領導權，開始擺脫「蘇聯共產國際」的控制，開展由他一人帶領的「黨天下」在中國建立政權，表面聽從史太林。這段不怕走迂迴遠路，後來甚至賣鴉片為求生存，也誓要實現中共領袖思想功業的歷程，往往在逆境時援引以團結黨和人民，必須忠於領導的信仰根源：這種唯領導、黨天下宣稱追求理想的生存意志，也一同見證在對港政策上。習核心「延安道路」令香港反修例局勢僵持假如你一直有留意中美科貿戰與香港局勢，中國對香港往往在兩種調子之間搖擺，跟美國處於一般對抗時，中國對港政策維持主張全面管治權，可是，一旦與美國「看似」快將談成協議，中國對港策立即變得溫和。最明顯是2018年11月中，當時習近平預備在12月初跟川普短暫停戰，正邁向達成協議，於是一個月之前，急急與李澤楷、黃志祥、李家傑、唐英年等商界會面，叮囑他們堅定走改革開放道路，協助香港開放各國投資，透過自由市場競爭推進創科等產業。殊不知半年之後，2019年5月初中國聲稱美國在細節添加太多要求，不承認劉鶴一直以來的交涉，提出重訂跟美國的談判項目，掀起美中之間互加關稅令局勢升溫，中美談判變得陰晴不定。接下來三個月，川普一度坦承，中國很大機會將談判拖至下年美國大選，與此同時，香港反修例運動不斷發酵，中國自此再沒有對香港釋出半點溫和風聲。的確，這兩個多月以來，中美關係「連同」中港政策一併僵持。在612後港府跟隨中央定性香港出現暴動，連月譴責極端暴力分子禍港，8月中北戴河會議放出消息，將整場反修例運動定性為有外國勢力干預的「顏色革命」，期間，中方派代表到紐約緊急照會美方，被指在保證不涉血腥鎮壓之下，出動特警平穩香港亂局，最終因白宮反對才停步。中國於是調整策略，刻意避過中央直接介入香港自治的形象，「硬震懾」交由港府自行判斷形勢處理，便看到林鄭揚言不排除用 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（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，Cap. 241）平亂，目前仍在「試水溫」階段，顯然未有最終定案。至於中國較方便干預的「軟震懾」，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幾日後，香港航空、演藝、傳媒等界別紛紛出現人事變動，部分顯然是裁走同情示威者的員工，其中以國泰港龍工會主席施安娜事件廣受關注。在北戴河會議結束幾日後，香港航空、演藝、傳媒等界別紛紛出現人事變動，此係中國較方便干預的「軟震懾」。（湯森路透）僵局維持至近日，又再一次是中美互通電話過後，意味極大機會重啟談判，只不過相隔一日，當G7峰會國家領袖一致肯定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中央隨即藉《環球時報》評論釋出善意，強調香港「兩制」要百分之百維持：「中國的土地上有一座『西方城市』，這多好」，又解釋內地社會批評香港的只是意氣說話，更談及香港普選的界線應當放在哪裏等等，一時令港人嘖嘖稱奇。說到底，假如中國再一次評估即將與美國達成協議，對港政策不過是回到2018年11月時的態度，分別在於反修例運動隨時摧毀了大灣區部署，可能真的要宣布放行香港普選，才有望重建國際金融城市地位﹐繼續「充分利用」。從中亦盡見中央對港強硬的「延安道路」，力求「鬥至最後一刻」也絕不首先妥協的意志驚人。川普不是唐吉訶德、反修例風波多暗湧話說回來，川普一點也不像唐吉訶德，他做事可謂毫無價值枷鎖，還局部拋棄了美國清教徒的歷史包袱，過往數十年，美國崇尚的精神如麥可．曼德爾邦（Michael Mandelbaum）所言：川普早就離棄這種態度，只在乎「美國」企穩未來科技經濟優勢，不惜一切重塑「美國太平洋區域強權」，跟「中國亞洲區域強權」展開談判角力，過去一年的手段完全是為了談成對美國有利的協議，至於他近來連番為香港自由表態，同樣是手段，主要是受到白宮鷹派幕僚的略策影響，借用美國國會壓力，令香港問題綑綁在中美談判上，招數盡出，完全無包袱可言。倒是裴洛西（Nancy Pelosi）認為美國不應基於商業利益離棄香港，不久前她才補充，若不為人權自由發聲，恐怕今後再無資格向其他地方發聲，完全解釋了為何她如此積極推動《香港人權民主法案》，硬要說充滿價值枷鎖的人，應該是佩洛西而不是川普。足見，中國愈嘲諷川普如「過氣唐吉訶德」，實際反而是其最頭痛的對手，大家為了鬥爭都盡可能不擇手段，變成「沒有誰比誰高尚」的惡鬥，才真正打亂了中國的算盤。原本，香港問題若能簡單處理，習近平尚有充分自信，不管中美協議是否談得成，2020年至2021年作為十三五過渡至十四五規劃，仍可以透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振興中國經濟（包括推進創科 、中國製造2025、普及社會信用系統），去年中國為了避免美國猜忌，才逐漸較少在傳媒詳談「中國製造2025城市群示範區」到底所指為何，但其實所指是以香港作為引擎的金融、創科城市群；近來放開、強化深圳「示範區」，只是逼於無奈的臨時說辭。不論怎樣，自從6月初開始香港《逃犯條例》修訂引發的政治風暴，已遠超出中央的想像。（待續）※作者為香港作家更多上報內容：